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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节能减排的宏伟目标 必须大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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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节能减排的宏伟目标 必须大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

发布日期:2018-08-22 作者: 点击:

    专访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可再生能源处处长李景明


    《生物质能源》: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能源储存量更是全球领先,那么目前生物质能源的利用现状如何?


    李景明:的确,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具有极为丰富的生物质资源。中国的生物质能资源品种多、数量大、分布广。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较为适合于能源利用的主要有五大类,其中包括每年近8亿吨的农作物秸秆、30多亿吨的畜禽粪污(折合8亿多吨干物质)、3.5亿吨的林木采伐和木材加工剩余物、43亿多吨工业有机废水和近10亿吨的工业有机废渣、2亿多吨的城市固体有机废物和大量生活污水。有专家分析,中国目前主要生物质资源可转化能源的潜力合计约为每年5亿吨标准煤。除了现在国家大力推广的沼气技术外,以生物质资源为原料的直接燃烧技术、气化技术、固体成型技术和生物液体燃料技术的开发利用越来越普遍。发展生物质能已逐渐成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改善、农民增收、能源安全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措施。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其潜力还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截止到目前,生物质能在直接发电、供气、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利用领域的开发利用量尚不到3000万吨,即便到2015年也只有5200万吨左右,可以说我国的生物质能发展的前景还是极为广阔的。


    尽管我国的生物质能发展无论在政策、技术还是推广层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甚至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政策、技术、市场等方面的障碍。在政策层面上,缺少具体明确且长期稳定的激励政策;在技术层面上,将低密度、低品位的生物质能转换成高品质的生物质能的部分关键技术尚未得到突破,转换效率低、生产设备寿命短,导致生物质能生产成本高;在市场层面上,由于人们对生物质能的认识程度不深,加之生物质的收储运成本和销售价格较高,在没有强制性环保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与传统的化石能源进行市场竞争。


    《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能源作为一种清洁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它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呢?


    李景明:不管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专家还是环保方面的专家,对于生物质能源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形式已经达成了共识。它在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的低排放方面是任何化石能源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它作为一种农、林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副产品”或“剩余物”,通过资源化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不仅有利于替代化石能源和促进环境保护,而且有助于推进产业调整和带动农民增收。因此国家对于发展生物质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过去颁发和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中,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一系列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节能减排实施方案中,都专门提到了要鼓励和支持生物质能的开发与利用,也确定了生物质能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在国务院前不久发布的《全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开发利用地热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增加清洁能源供应;要在重点城市和区域,严格限制低效率及高污染的燃煤锅炉、工业窑炉和自备燃煤电站的建设与使用。这就给生物质能替代燃煤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


    《生物质能源》:国家出台了哪些对生物质能源发展有利的扶持补贴政策和激励机制,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和细化的地方?


    李景明:这些年,国家为了推动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出台了许多有利的补贴政策和激励机制。如2008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提出在严格禁止随意在田间地头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同时,要积极支持利用农作物秸秆进行燃料、饲料、肥料、基料和工业原料等“五料”的综合开发与利用。同年,财政部下发了《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注册资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从事秸秆成型燃料、秸秆气化、秸秆干馏等秸秆能源化生产且每年消耗农作物秸秆在1万吨以上的生产企业,中央财政按消耗每吨秸秆原料给予140元的综合性补贴。又如2010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实行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即未采用招标确定投资人的新建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统一执行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75元(含税);通过招标确定投资人的,上网电价按中标确定的价格执行,但不得高于全国农林生物质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已核准的发电项目,低于上述标准的上调至标准;高于标准的,执行原电价标准。再如2011年,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和农业部联合在全国开展了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并先后出台了《绿色能源示范县项目管理办法》、《绿色能源示范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绿色能源示范县技术管理办法》,对于列入国家认定的绿色能源示范县名录的县在沼气发电工程及秸秆气化工程建设和秸秆成型燃料生产与使用方面,给予每个县3年内共计2500万元的财政支持。除此之外,在《可再生能源法》的框架下,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条例、细则和管理办法等。


    上述这些法规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生物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龙头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入到生物质能产业中,对于引导行业发展壮大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反观这些政策的执行和实施却难以令人满意,部分政策甚至形如虚设。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点是政策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和政策只是在道义上提出鼓励和支持,并没有具体和明确目标,更缺乏强制性的约束,使人感觉政策可执行可不执行,随意性很大。而且不同的人对政策的理解也不一样。例如,不同的地方在执行《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的通知》精神时,就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地方政府认为此政策仅仅适用于农作物秸秆直燃发电,而不适用于沼气发电,这就使得沼气发电项目的发展受到了很大抑制。


    第二点是政策缺乏强制性。在相继出台的《电力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以及与之配套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管理办法中,都明确强调电网公司应无条件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出售的电力,并负责提供上网或并网服务,但长期以来电网公司以可再生能源等分布式能源发电系统规模小、布局分散、对电网有冲击为由,拒绝接收这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即便如此,法律似乎完全无能为力,电网公司也由此可以“逍遥法外”,从而阻碍了中小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积极性,也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三点是政策缺乏公平性。尽管有关部门制定和出台了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的补贴政策和激励措施,但是同时也设定了很高的门槛,脱离了生物质能生产和应用的实际,使得许多就地收集、转换、应用的中小企业得不到国家补贴政策的温暖。目前几乎所有的补贴政策还是采用了繁琐的审批制和有限的普惠制,往往是那些为工业和城市服务的大型生物质能企业通过关系与实力,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政府的补贴,那些直接服务于“三农”的中小生产企业反而享受不到政策的恩惠,步履维艰。


    第四点是政策缺乏稳定性。我国的许多政策在制定颁布后,经常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化甚至终止,一些财政补贴政策经常是一年说一年,许多企业很难判断补贴政策可以维持多久,也很难计算出投资回报率,因此就不敢贸然投资项目建设、工程运行和科技创新。今年,本人曾两次到德国进行沼气政策和工程运行的调研,发现德国的《可再生能源促进法案》确定的各项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补贴标准都清晰明确,而且一旦供能和用能企业间一旦签订了合同,有效期就长达20年,这就使得许多德国的企业可以无忧地进行投资、可以选择更好的材料和装备,确保所有设备与工程保持同寿命周期,最大程度地获得了回收效益。而前面提到了秸秆能源化财政补贴政策在实施了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被取消了,绿色能源示范县财政资金使用政策更是在实施一年后就被停止了,这使得许多企业大吐苦水。


    《生物质能源》:生物质固体燃料应用是生物质能产业中产业化程度最高的,生物质燃料是否真的“有利可图”?在生物质固体燃料产业化的过程中,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


    李景明: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发展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不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被大浪淘沙,但是又有更多的企业脱颖而出,仅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生物质能产业是“有利可图”的。分析其中的原因,应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在大气污染治理和替代中小型燃煤锅炉方面,颁布了明确的约束性指标,使得利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替代化石能源成为可能,如河南和江苏等省市的部分城市,明令禁止在城区内使用燃煤设施,使得生物质成型燃料“乘虚而入”,在服务业供热领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二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生物质能发展的建设补助和产品补贴政策,吸引众多社会资本和企业投资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特别是在生物质直燃发电和农作物秸秆成型燃料等领域,并从中获益;三是随着化石能源国际市场价格的整体上涨趋势,原本由于生产成本较高而不具备市场价格竞争优势的生物质成型燃料产品,逐渐有了与传统化石能源抗争的机会。


    虽然,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这些年发展迅猛,在部分地区和少数领域得到推广应用,但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是原料的收储运问题。由于生物质主要来自于农区和林区,这些地区的道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造成生物质收集和运输困难。而且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受到土地资源和季节的影响,像农作物秸秆这样的生物质资源,必须在作物收获后几天内就要将其全部收集、运走,并寻找很大的场地进行储存,导致成本较高;其次,是设备的寿命问题。这是一直困扰生物质成型燃料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设备的寿命较短,生产过程中的成型模具需要经常维护和更换,连续生产时间长则几百小时,少则仅几十小时;设备生产能力不高,但单位产量的耗电却较高,不少生产设备的能源产出比失衡,各接口环节参数匹配不合理,生产成本偏高;第三,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问题。由于受到原料收储运和成型燃料生产这两个环节成本偏高因素的影响,导致最终的产品价格也较高,按照热值对比,许多地方的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价格已经高出煤炭,在没有财政补贴和强制性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市场化的竞争能力;最后,是政策的稳定性问题。前面已经谈到,2008年财政部出台的《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极大的推动了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大企业进来了,社会资本进来了,好的设备进来了,而且像广东等南方省份利用能源服务公司的合同化管理经验,也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商业经营模式。然而这个政策在实施了4年后即被将取消,其原因很多,但是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在发现问题后却很少去认真研究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而是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影响了行业的发展,伤了企业的积极性,今后企业的参与将会愈发谨慎,甚至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投机者”,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生物质能源》:沼气发展可谓“成绩巨大问题不少”,例如沼气发电上网难;缺乏技术创新,装备水平较低等问题,那么沼气发展过程中反应出来的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解决?


    李景明: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存在于沼气行业,对于整个生物质能行业来讲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近年来国家对沼气行业的投资力度更大,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更高,所以反映出来的问题更加突出罢了。因为对于生物质而言,它的原料来源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它的产量与土地、水、空气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密度较小、布局分散,收集、运输、储存、转换、利用成本较高。而且我国在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方面与国外直接利用木材资源和能源作物的情况也有较大的差异,我们是在坚持“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基础上,以利用农林“剩余物”为原料进行资源化开发和利用。在这种状况下,进行生物质能的开发与利用就面临着两个“不可控”。一方面是原料成本的不可控。当没有出现或者还仅仅是小规模开发生物质能的时候,农民会将农作物秸秆作为废物毫不心疼地随意在田间地头进行焚烧,随着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规模越来越大,当他们发现农作物秸秆可以作为一种商品卖钱时,他们就会“坐地涨价”,甚至有些专职负责农作物秸秆收集的经纪人还会故意囤积,在生物质能生产企业原料短缺之际高价出售。据我在不少地方调研时发现,现在很多地方的农作物秸秆已经卖到每吨200~300元,有的地区甚至高达每吨400~500元。另一方面是产品市场的不可控。以沼气工程为例,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许多沼气工程在给周边农户和居民供气的同时还会有大量剩余的沼气希望发电上网,但是过去电网公司会以种种借口拒绝收购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收购。此外,由于我国土地产权的制约,以及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经营规模的限制,养殖业主和种植业主是分离的,依托在养殖业主的沼气工程所产生的沼渣沼液难以以合理的价格与周边种植业主达成供销协议,最终导致随意排放造成二次污染或无偿让周边农民拉走,使得沼气工程几种主要产品都没有“市场”,工程运行则没有效益。


    从我30年从业的经验来看,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大部分关注的是产业链前端的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投资,而缺乏如何让这些工程有效运转、让企业在工程运行中有钱可赚的政策和机制。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把关注点逐渐从前端移到终端,研究和制定有利于拉动生物质能终端市场的政策和机制,让生物质能终端用户愿意用、用得起、用的过程又能得到有效服务。所以建议是否可以拿出一部分财政专项资金用于鼓励企业生产高质量的生物质能产品和提供优质的服务,并能从中创造出利润;同时,鼓励用户放心使用生物质能产品,在生物质能燃料供应、燃用设备维修更换方面无后顾之忧,且不明显增加使用成本。


    如果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保持政策的长期有效和稳定,我相信企业就会愿意自筹资金搞工程建设,自掏腰包搞科技创新,自觉自愿用最好的装备和材料。这岂不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本文网址:http://www.xutenglan.com/news/357.html

关键词:中国节能减排,生物质能,节能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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